在原案件中，牛奶有限公司（註1）被控出售兩塊沒有認可屠房蓋印或標記的違禁豬肉。然而，相關的認可屠房每天要處理8500具肉殼，卻只靠人手蓋印。當時那位資深大律師正在精力充沛地嘗試為一具假想的肉殼的每一吋打印，藉此示範在實際上，是沒可能每天都為每一具肉殼的每一塊肉都蓋印、而又「沒導致整體員工的重複性手腕勞損」的——因此，單單以那兩塊肉作為證據就檢控，是不公正的。我這番複述，還不能真正表達當日資深大律師在身體表達上的巧妙平衡、機智的沛然，以及他如何把法律應用於司法界內最棘手微妙的題目——因濫用程序而中止訴訟。那是我第一次遇見資深大律師麥高義（Gerard McCoy SC）出動，而其後，他成為了我當見習大律師時的師父，也成為我最親密的朋友。
視港為家 會為捍衛家做任何事
Gerry（譯註：密友對麥高義的暱稱）從來不以「師父」自居，他對「師」與「徒」之間一貫的別扭的權力互動關係深以為惡。他不准我為他扛任何東西。他安排位置讓我安坐，讓我有自己私密工作的地方。如果我們上庭，他會盡力確保我能以受委大律師的身分坐在他身邊，而非單單是坐在後面的某個無名打字員。如果無辦法安排一個正式委託給我，他會確保讓法庭知道我也為訴訟實質出力。他信任我的專業，也視我為平等。他從沒限定我工作幾多小時，也沒提任何要求。如果我有為工作出力（甚至連這點他也從沒要求過），他會付酬金給我。公正就是公正。不管你是否他的徒弟，每個年輕大律師都會有機會跟他共事，他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會看到潛質。
雖然他對其他的司法管轄區也有不同的興趣，亦擁有相關資格，但他選擇繼續在香港執業，因為他喜愛香港人，他希望可以保存並發展香港人的精神。沒誇張，他的突然離世讓我們整個大律師事務所都崩潰了，所有員工都一樣，因為大家從來都不只是員工，而是他的家人。香港是他的家，香港人也是他的家人，他會為了捍衛家而做任何事。
對公眾來說，他最廣為人識的無疑是那些涉及數以十億元轇輵及貴客的矚目案件。但在最深深印入我腦海的回憶中，他是那個閉門深思的人，絞盡腦汁是為了某位毫無法律經驗而急需援手的客人，又或某個複雜而新奇的法律問題，而他決定如何提出論點，將會對該法律問題帶來影響深遠的後果。這些訟訴能帶來多少金錢報酬，從來不在他的美麗心思中。他為涉及謀殺的法律援助上訴案所花的時間心力，遠遠超過所得酬金的比例。這邊廂，一個人被殺，其家人為此哀慟，社會被置於風險；那邊廂，另一個人卻面臨一生一世失去自由，而這可能是不公正的。如何在這處境中釐定何謂公義，是社會必須面對的最艱難問題之一，而他教導我，我們作為大律師，是有義務協助社會回答這些問題的。如果沒有人肯接這些案，Gerry會接，在所不辭。
着緊司法的嚴正 深明制度的脆弱
作為一個主要打上訴案的律師，他難免常常要批評法官的推論又或之前的法律論點。他從來不會輕率處理。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為其他人帶來尷尬，而他正正會為此而認真費上多個小時閉門思考。在牛奶公司一案中，他應該會想到，指摘政府公共部門「濫用程序」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可能會削弱公眾對當局是否守護公眾的信任。但同時，公權力必須被限制在適當的界線內。只要確定那是應該做的事，他步出房間時就會充滿能量、幹勁和勇氣，足以鋪陳這種最嚴峻的法律觀點。而儘管題目嚴肅，他通常都會在當中派上適當分量的幽默。最後，上訴法院對該案裁定，「由於是次檢控的操守表現……如果批准繼續檢控的話，將會有損司法制度的嚴正」。
我無法描述Gerry是如何深深地着緊司法制度的嚴正、又如何深深地關注它的脆弱。他奉獻自己的生命，確保我們永遠不會在這方面自鳴得意又或放鬆我們的標準。公義，並不是一個可以靈活變通的概念。不能說，在較低層次的法院，案件涉及較小額金錢或較輕微的罪行時，公義就可以少一些，在較高層次的法院，公義就多一些。少一點的公義，就是不公義。裁判官、審裁處，事實上還有我們自己的尊業操守表現，都常常受到Gerry的嚴格檢視，因為每一次專業水平的滑落，都可能摧毁我們脆弱的制度。每一個大律師都應有勇氣做正確的事，不管那會令你在法官或同儕面前變得如何不受歡迎。
所以，我最記得的是，他曾為了一宗在裁判法院審理、涉及一項猥褻侵犯罪的案件，精研其19天審訊經過的紀錄文本，整理成一個巨大的索引，標示被告為何沒有得到公正審訊的細節——審訊不公的原因，是被告自己的代表律師失德和濫權。沒有其他原因，只因自己律師操守問題而要推翻定罪，這個道理聽來是異想天開、稀奇古怪、沒可能論證的。我所認識的人中，再無第二個有足夠勇氣去提出這樣的論點。Gerry投放時間和心力，闡明當中的事實基礎，以補足法理上的推論。結果，他取得不可能的勝利（註2）。上訴法院裁定，由於原案辯護律師的操守，「結果是審訊對所有涉及利益的各方都不公平，對法律專業的信譽毫無建樹，最終損害了司法制度的聲譽和嚴正」。
為非禮案精研19天審訊文件
毋庸置疑，Gerry還是會帶着一種輕鬆和幽默的態度面對這宗案件的，如同他對所有案件一樣。然而，引發他浸淫於一宗19天長的裁判法院猥褻侵犯審訊的背後原因，永遠不單單是因為事件詼諧，而是因為他看到我們司法制度的脆弱，以及這個制度多麼容易會因為我們律師自己的水平低落而被侵蝕。他純粹認定這是應行之事，如沒有人做，就由他做。就正如他曾代表一名菲律賓籍女子，她在懷孕8個半月時出席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聆訊，雖然當時她明顯不適，卻被不公正地拒絕延期聆訊（註3）。這類都是更令我記取他的案件，勝於那些會令他在法院門口不自在地被攝入鏡頭的矚目案件。公義、我們法律制度的完整嚴正，以及香港的成功，是他當大律師的最大動力。在他那引人注目的個性、讓人賞心悅目的議論風格背後，是一份深厚的責任感，但求保存我們的司法制度，令香港成為更公平、更好的地方。
直到我重讀牛奶公司這宗把我倆生命連結起來的案件，我才意識到，Gerry正正是在案件15年後的這一天逝世。那是真真正正啟迪我心的15年，而過去7年我能與他緊密共事，簡直就是夢想成真。香港會沉痛地懷念他。我永遠蒙恩於他。
註
1. 牛奶有限公司 訴 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CACV 283/2004）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Harjani, Kishore Mohanlal（HCMA 685/2013）[2017] 3 HKLRD 1
3. Villarico Loutherliz Talag 訴 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 （HCAL 179/2017）[2018] HKCFI 468
英文原文: Albert N B Wong
翻譯: 葉杏麗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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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記恩師麥高義二三事——案無大小少一點公義就是不公義- 20200503 - 副刊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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