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時凱（旅德僑民）
讀完蔡慶樺《爭論中的德國》書中「納粹政權核心的無知者」一文，心中充滿著複雜的思緒。在二次大戰已然結束75年的今天，瘟疫蔓延，民粹盛行，災禍頻仍，國際間不論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危機，又再度日趨深重的當下，重新審思那個時代的悲劇，理清那些表象之下的思想脈絡，前因後果，以及與當代社會之間的種種關聯，不但有其必要，更是身為這一代人無可推諉的責任。在這點上，蔡先生的文章無疑做了最佳的示範。
對於許多經歷過二次大戰的德國人來說，面對戰後對納粹暴行的清算與審判，多數人持的是如文中的彭瑟爾女士，甚至是戰犯艾希曼一般的態度：作為公務員、軍人，或只是單純的公民，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對國家「義務」的服從，是在為體制克盡自己的責任。他們堅稱自己是「無知者」，對於國家體制及其政治作為的「正當性問題」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拆看機密的公務員如此，工廠裡生產槍礟彈藥的工人如此，集中營裡用毒氣處決囚犯和上戰場開槍殺人的軍人更是如此。
相反的，另外一些人，譬如慕尼黑大學的「白玫瑰」反抗者們，或是左派和自由派的神學家以及人道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們，則是另一種典型。他們大聲疾呼，人們所應該無條件服膺的，不是任何「不義」 、「邪惡」的國家體制或政權，而是純粹而普遍的道德規範，和良心的法則。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犧牲生命的代價。戰後的68學運世代、嬉皮、動保和環保人士以及新自由主義者，崇尚自由、民主、人道、博愛的「普世價值」，可以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直接繼承者。
作為共同思想根源的康德哲學
在這裏，蔡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核心：這兩種思想，其實正有著共同的根源。而這個共同的根源不是別的，正是影響了普魯士、德意志、全歐洲、甚至全世界哲學思想兩百多年之久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蔡先生說：
「義務（Pflicht），是康德倫理學裏一個核心概念，其所指的是對普遍道德法則的敬畏與服從，絕非對任何政權的無條件服從。彭瑟爾所自豪的那種普魯士義務，雖是無心提起，並非刻意引用，但是正提醒我們納粹黨人對於康德義務概念的挪用。戰犯艾希曼也曾在法庭上證言：他一生均按照康德的義務與責任規範行事。」
又說：「那些反抗者們是真正的康德主義者，能讓他們心生敬畏讚歎的，只有滿佈繁星的天空，以及內心的道德法則，而不是殺害600萬猶太人的政黨。」
這裏所引的典故出自《實踐理性批判》。康德的原話是：
「有兩件事情，愈經常和愈經久地對它們加以思維，心靈就會對它們產生愈新和愈大的讃歎與敬畏：我頭頂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
話說得慷慨激昂，正氣凜然。但是那些服膺第三帝國體制的公務員、軍人和公民們，在普魯士的傳統教育，和戈培爾的宣傳機器操弄洗腦之下，不也是認為「服從義務，為國盡責」是真正的道德，同時也在心中讃歎和敬畏著他們的「道德律」嗎？他們之中的大部分，既非法學家，亦非倫理學家，更非神學家。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中，他們根本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分辨同樣包裹著道德外衣的「國家意志」，與「普遍道德法則」之間的差別。
與其說這是對康德哲學的挪用，不如說這是康德哲學本身的困境。究竟什麼是作為真理的「道德律」？什麼樣的行為和價值，才符合「普遍的道德法則」？
事實上，康德哲學無力回答這個問題。即便回答了，怕也顯得虚弱和蒼白。原因在於：康德所談論的真理，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相對的」真理。換句話說，真理本身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必然認為的「真理」是什麼。康德相信，能夠被人人所認定的、「普遍的」真理必然符合良心的法則，是人無條件敬畏和服膺的對象。這就是著名的「無上道德律」（kategorischer Imperativ）。康德倫理學中所有關於 「義務」與「責任」概念的探討也都導源於此。
康德對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調和
蔡先生在文中進一步指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康德究竟是在何種脈絡之下獲得了這種真理觀，進而提出了他的「義務」概念？ 這才是這篇文章想要探究的重點。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回到哲學史的脈絡之下。
16、17世紀的歐洲，延續著中古經院哲學關於「共相之爭」的軌跡，可以各自上溯到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唯實論」和「唯名論」，分別在歐陸和英國發展成了相互對立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理性主義者相信，相對於主觀的感官經驗，人的理性才是唯一確定的客觀存在。普遍性的真理是可以排除經驗，而純粹藉由理性的「演繹」（Deduktion）而獲得的。與此相反的經驗主義者則認為，因為「共相」的不存在，所以知識的唯一來源，只能是人對個別事物的感官經驗所做的「歸納」（Induktion），而非演繹。這兩大思想體系間的爭論愈演愈烈，互不相讓，直至18世紀中期，竟到了各自陷入獨斷論之中的地步。因而如何解決這場爭端，遂成為了當時思想家們的當務之急。而第一個試圖調和兩者的哲學家，就是德國的康德。
首先，要正確理解康德的思想，還有他為調和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做的努力，就不能不談作為全部康德哲學基礎的「物自體不可知」概念。為了敘述上的簡明扼要起見，還是讓我們先從形式邏輯的「判斷」（Urteil）開始談起吧。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開始，康德首先區分了判斷或是命題（Satz）的兩種形式：「先天判斷 」（Urteil a priori），又稱「分析判斷」（analytisches Urteil）。例如「紅花是紅色的」這一判斷，謂詞「紅色的」已經被包含在主詞「紅花」之中，是可以不須借助經驗，而直接藉由分析主詞而得出的。所以這一類的判斷一定是「先天」（a priori）的，也就是 「不證自明」的；沒有所謂的「後天分析判斷」。因此「先天判斷」是不會錯的，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
然而，「先天判斷」 有沒有缺陷呢？有。那就是： 「先天判斷」雖然是普遍有效的，但是它卻不能豐富其主詞自身的内涵。它只表述了主詞自身與謂詞之間的「純粹同一性」，卻沒有主詞與其他概念之間的聯結。所以，「說了等於沒說」。
與此相對的是「綜合判斷」（synthetisches Urteil）。例如「紅花是有綠葉陪襯的」這一判斷，其謂詞「有綠葉陪襯的」並未被包含在主詞「紅花」之中，而是一個由觀察的經驗綜合得出的新概念。所以這一類的判斷是依附於經驗的。也因此，「綜合判斷」 是「後天」（a posteriori）的，片面的，具有偶然性，而且不一定是普遍有效的。
但是，「綜合判斷」雖然不一定是普遍有效的，然而它卻能豐富其主詞自身的内涵，因為它表述的乃是主詞自身與其他概念的聯結。所以，「雖然說的不一定對，但是畢竟是說了」。
這兩者大略各自等同於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立場。而現在，康德哲學的基本任務乃是要調和這兩者。所以康德在這裏提出了整本純粹理性批判》之中的核心問題，也就是：「既是普遍有效，而又能豐富自身的知識是如何可能的？」
我們可以說，康德正是以這個哲學史上最著名的提問，打開了德國觀念論的大門。康德認為：只有一種形式的判斷，能夠符合這個條件，那就是這兩者的統一，也就是「先天綜合判斷」（synthetisches Urteil a priori）。
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
康德自己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什麼是「先天綜合判斷」。例如「5+7=12」 這一判斷，無論如何從字面上去分析「5+7」這個主詞，都得不出「12」 這個概念，而必須藉由經驗，譬如用手指或是硬幣、彈珠等其他「實物」的排列，將「12」數出來 。但是這個判斷本身卻被公認是「普遍有效的」──所以康德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一類的判斷，既是先天的，又是綜合的 ；既是普遍有效的，又是能豐富其自身的。本人身兼自然科學家的康德於是認為：所有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命題，就是這種「先天綜合判斷」，而它正是一切知識的基礎。
各位，看出問題來了嗎？
是啊！康德憑什麼說「這是公認普遍有效的」這種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看經驗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基本上，藉由「經驗」而得出的知識，正如經驗主義者所反覆說明的那樣，乃是「歸納」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必然的。在他們看來，一切有效的判斷都是「綜合判斷」，而康德只是藉由所謂的「公認」，強行把「綜合判斷」硬拗成「先天的」而已。
康德自己解釋說，「先天綜合判斷」雖然也是來自於經驗的歸納，但是每個人在時間和空間這種「感性直觀形式」（sinnliche Anschauungsform）之中歸納感官經驗的時候，頭腦中都有著同一種與生俱來的先天能力。這種能力表現在十二個方面，康德稱之為「先天十二範疇」。正是這種相同歸納能力的存在和作用，保證了每個人歸納的結果，即「先天綜合判斷」的先天性、普遍性和一致性。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就是我前面所指摘的「約定俗成的相對真理」。
當然，以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康德的前提也是錯誤的，因為現代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展，已經證明了數學和古典力學的定律並非是「普遍有效」 的 ；所謂的「公認」 乃是一種靠不住的「預設立場」（Postulat）。黑格爾後來批評這種預設立場，說它是會導致「思維喪失了其自由」這樣嚴重的後果的。但是問題還遠遠不止於此。
「物自體不可知」
真正可怕的是：按照康德的看法，既然「普遍有效」的知識還是脫離不了人的經驗，而只有「現象」是可以被經驗的，所以，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把抽象的「物自體」（Ding an sich）和具體的「現象」區分開來 ；人的認知只能以「現象」為對象，普遍性和必然性只能存在於 「現象界」，以及人的頭腦之中。至於「物自體」──即事物的「本質」──則位在「認知的彼岸」，不論是用分析，還是綜合的方法，都達不到。
此外，首先區分「智性」（Verstand，又譯「知性」、「悟性」）和「理性」（Vernunft）的，也是康德。他認為，智性是介於感性和理性之間的一種能力，其任務是正確感知（wahrnehmen）現象，並做出判斷 ；認知是屬於智性的範疇，而「超驗」的存在，例如 「物自體」，「上帝」，「心靈」，「道德」⋯⋯等等，則是屬於理性信仰的對象。它們是不可知的，而只能「被信仰」 。前面提到的「無上道德律」就是這種思想下的產物。
所以，在康德看來，不是人的思維認識了客觀世界，而是人的頭腦強迫客觀世界符合自己的先天思維形式。所以康德說：「人的智性是自然的立法者」，是人的表象思維規定了世界。換言之，折騰來折騰去，人與客觀世界的關係，自始至終不過是人與自己頭腦中知識的關係而已。人的思維作為主體，永遠都走不出自己的腦袋瓜。因此，「真理本身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必然認為的真理是什麼」。
很不幸，這就是康德「義務」概念的來龍去脈。所以，不管是那些因服膺康德哲學傳統而服從於第三帝國體制的、「無知的」公務員、軍人和百姓們，還是那些身為「真正的康德主義者」的反抗者們，搞了半天恐怕都沒弄清楚自己讃歎、敬畏與服從的對象到底是什麼，因而「有志一同」地深陷在「人云亦云」、「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困境裡。這難道不正是康德哲學本身的悲劇嗎？
黑格爾對「判斷形式」的批判
於是，康德就這樣硬生生的割裂了「主體」 與 「客體」，並且使之不可調和的對立了起來。這麼一來，理性主義者也不能接受了。本來是要調和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分裂的康德哲學，現在卻陷入了更大的分裂之中。這才是真正嚴重的後果。
所幸，哲學史並不是到康德這裏就結束了。
可惜的是，為了克服康德這種主客體分裂的觀點，不論是費希特的主觀「自我」，抑或是謝林的客觀「同一」，也依舊沒能跳脫出這種一廂情願的預設立場 。而我們可以說，後來真正指出了康德的謬誤，超越了康德，從而重建了主客體統一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大名鼎鼎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那麼，黑格爾是如何開始的呢？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裡，黑格爾直截了當地指出，傳統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以及經驗主義，最終在康德那裏陷入了死胡同的真正原因，乃是因為他們對「理性對象」所做的「智性把握」。換句話說，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試圖以形式邏輯的主謂詞判斷形式表述真理。問題出在這種由主謂詞構成的判斷，只能夠表述對象的「屬性」（即形式，或稱「偶性」），而不適合表述對象的「本質」。所以，當康德企圖以判斷的形式（先天綜合判斷）代替事物的本質時，必然會出現問題。我們再仔細看一看前面康德的「5+7=12」那個例子：
為了符合「能夠被經驗的」這個條件，命題中的主謂詞都必須還原為「實體」的形態。即：「5個加7個是12個。」
主詞「5個加7個」是實體，而謂詞「12個」也是實體。所以這時候的命題，就變成了「以實體表述實體」的「同一命題」（Identitätssatz）。而且由於「必須是普遍有效的」關係，這兩個實體必定要完全等同，不多不少，是同一個東西。可是這麼一來，主詞「5個加7個」卻失去了作為「被認識對象」的固定性，而被「綁架」到了謂詞裡。謂詞「12個」才是被認識的對象；所以，思維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消失了的對象，和一個來路不明的實體。這時，為了將真正的認識對象「5個加7個」從「12個」裡救出來，思維就必須迫使自己前進而繼續思考這個「同一性」的反面，亦即：「5個加7個」和「12個」兩者在什麼情況下會是不同的？
黑格爾的「思辨命題」
所以，單一的形式邏輯主謂詞判斷，一旦被用於表述對象的「本質」，立刻就會陷入與謂詞之間的「純粹同一性」──即「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 以這種主謂詞判斷的形態出現的 「智性」，並不能把握本質這種「理性的對象」。依照黑格爾的想法，思維要把握「本質」 ，就必須揚棄這種形式邏輯的判斷所變形成為的「同一命題」，而過渡到所謂的「思辨命題」（spekulativer Satz）。也就是說，表述事物本質的時候，思維需要由一組命題，而不是單一的命題，從同一性的反面來做「推論」（Schluss）。而這個推論表述的不再是兩個實體之間無差異的，「純粹的同一性」，而是具體的、「包含着差異的同一性」。這樣，這個推論才能是真正「既是普遍有效，又能豐富其自身」的知識。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以「思辨命題」 來表述，則應該是：
在許多不同類東西相加的情況中，例如「5公升水加7條美人魚」，「5個加7個」並不一定是「12個」；只有在「同類的東西相加」這個條件下，它們才會是等同的。即：「5個加7個是同類相加後的12個。」
因為，「自然數」本就是從「量是連續性之中的間斷性」這個概念定義而來的。譬如在「都是水果」這個連續性的條件下，5個蘋果加7個橘子可以是12個水果。
所以，這時候的命題，已經不再是「智性的同一命題」（名詞＝名詞），而是「思辨的同一命題」（名詞＝形容詞＋名詞），它表述了「同一性」 的邏輯條件（logische Bestimmung）；並且對謂詞做出了規定。而這個連接主詞與謂詞的「形容詞」（「同類相加後的」）也因此超越了「偶性」，成為了主謂詞兩者之間「 必然的聯繋」，也就是被本質所規定的「共相」。這時候的命題，才變成了「以必然性表述實體」 。只有這樣，主詞才能從原本沒有規定的「純粹同一性」之中「脫身」，然後返回自身，重新確立自己作為「被認識對象」的固定性，從而建立與謂詞之間的「具體同一性」。
因此，「思辨命題」之所以是「普遍有效的」 ，不但是因為它能表述兩個不同實體的同一性為「真」，更是因為它能表述（或暗示）這個同一性何時為「不真」；而就在表述了「真」 與「不真」的界限時，這個以推論作為形式的「思辨命題」，也就表述出了事物「在且為己」（an und für sich ，也就是「自在自為」）的「度」（Maß），也就是「本質」（Wesen）。這同時也意味著，經由這個思辨的過程，思維己經由單純的「智性」，過渡到了「理性」，從而把握了「本質」這一理性的對象。
最重要的是：「思辨理性」，也就是「辨證邏輯」，並不是反「形式邏輯」的 ；相反的，它乃是在更高的層次之上，對形式邏輯，也就是「智性」的反思、揚棄和超越。就像在上述的例子中所表明的：正確地使用形式邏輯的判斷而做出的推論，一樣可以把握事物必然性的本質，而不是像經驗主義那樣，只停留在「偶然性」 的階段，或是如康德般，糾結在「先驗 / 經驗」的對立上。
結語：「思想的戰場即政治的戰場」
因此，真理並非真的「不可知」，而只是「並非一蹴可幾」的。就如同德國歷史和當代社會所顯示的那樣：深受康德哲學傳統，和智性思考方式，也就是形式邏輯制約的人們，常常急於將真理簡單地以判斷的形式「定於一尊」，從而使人們的思維和道德觀經常性地陷入僵化的片面性、可悲的不可知論，和空洞的形式主義之中。
蔡先生說得好：為了確保極權主義的歷史不會重演，成功的公民和政治教育，或許是必要的措施。然而，綜觀人類的政治史，「獨裁化」從來不是唯一的危機。如果我們對「民粹主義」、「政治正確」以及網路上「多數暴力」這些同樣令人憂心的現象，不能從康德哲學和智性思考中去尋找它們與「獨裁化」共同的思想根源，進而揚棄和超越它們，那麼恐怕再多對「無知者」的檢討和教育，都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而時代的悲劇，也必將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思想的戰場即政治的戰場，有時生死攸關，一步退讓不得。」或許這才是蔡先生這句發人深省的話，真正的意義吧！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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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外送員是不是人人都適合的工作？或許唯有真實上路，才會知道答案。
本文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外送平台品牌調查
- 調查方式：網路調查（問卷形式）
- 回收時間：2020/04/16-2020/04/19
- 調查對象（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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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如此" - Google 新聞
May 24, 2020 at 03:0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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