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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男壞壞!」(Orange Man Bad ! )|侯智元/逆襲的田橋仔|換日線 - 換日線 Crossing

直到今年 3 月 11 日,(民主黨籍的)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還在告訴紐約市民生活應一切如常:「如果沒生病,你應該繼續過著原本的生活。」但在兩天之前,義大利為防堵疫情擴散、已宣布國境全面封鎖,同時紐約也傳出至少兩起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而紐約市長直到 3 月 15 日,才宣布關閉市內學校。

當紐約市如今已成為美國疫情大爆發的震央之一,白思豪對武漢肺炎的應對顯得十分不當。美國《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近期製作了紐約市府官員們應對疫情危機的時間表,此時回顧他們的防疫作為,更顯輕忽草率到令人難以想像:

例如當疫情已在中國爆發時,紐約市府官員們關切的重點,卻是病毒可能降低市民們參與當地春節慶祝活動的興趣。「我想提醒大家好好享受活動,不用因為擔心#冠狀病毒 會擴散的錯誤資訊,而改變你的任何計畫。」紐約市衛生局長 Oxiris Barbot 在 2 月 9 日的推特宣傳紐約中國城慶祝活動時如此說道。

儘管這樣的宣言現在看來是如此愚蠢,我們也必須承認「放馬後砲任誰都會」:在 2 月初時,其實僅有極少數的美國人相信自己會因遠在它方的病毒,面臨本土疫情猖獗帶來的巨大威脅。

但同樣的,如今當民主黨政客和所謂「自由派媒體人士」接連花上數週時間,責怪美國總統川普防疫不力時,亦有必要點出以下事實:不過就在數週以前,這同一批人正在拼命淡化武漢肺炎對美國的潛在威脅──而他們的目的,也無非僅是為了打擊川普而已。

圖/Shutterstock

「菁英記者」們的兩套標準

例如,當川普於今年 1 月 31 日禁止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美國時,他們多齊聲譴責這是「種族歧視的過度反應」:「我們沒時間理會川普的歇斯底里、仇外心理與『歇斯底里的仇外心理』,相信科學、而非川普的恫嚇。」如今代表民主黨參選美國總統的拜登(Joe Biden),在白宮宣布中國旅遊禁令隔日公開表示

當時,由於全球已知因武漢肺炎死亡的人數尚不到 200 ,加上中國政府試圖壓制疫情資訊,武漢肺炎對美國的威脅程度,確實尚不明朗。但這時候的所謂「自由派媒體」、「菁英媒體人」們非但沒有預先示警,情況反而恰恰相反:

今年 1 月 28 日,由時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Ben Smith 擔任總編輯的 BuzzFeed ,以這篇文章的標題提醒美國人《別擔心冠狀病毒,擔心流感!》(Ben Smith 於今年 5 月離職); 1 月 29 日,曾任職於《Slate》、《華爾街日報》的知名媒體人法哈德.文奧(Farhad Manjoo),則在他於《紐約時報》的專欄上發表題為《慎防流行性恐慌》的文章。

文奧在該文中認為疫情並不嚴重,並指出:「比疾病本身更令我擔憂的,是對『虛幻而嚇人的新疾病』所產生的恐懼擴散為恐慌,同時這恐慌更可能被利用來『合理化那些不必要的嚴厲手段』,因而限制了社會運動與公民自由,更容易威脅到少數族群的權益。」

而我們知道,這些「菁英記者」們絕對不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負起責任。到了美國疫情越發險峻時,與其承認自己先前文章指稱「疫情虛幻」的疏失,他們選擇直接怪罪川普:當你無視科學時,新冠病毒就會找上你》,文奧在這篇 3 月 4 日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上斷言,現在美國疫情嚴峻,「都要怪川普奪走了美國的防疫基礎設施。」

「橘男壞壞!」

這正是所謂「橘男壞壞!」(Orange Man Bad!)式的因果觀點──意指不論什麼壞事發生,最終都是川普(壞橘男)的錯。

而當新聞記者們堅持以這個觀點詮釋所有事件時,他們的種種謬誤也就很好預期:一下子,冠狀病毒的危險性「不過是川普的歇斯底里、仇外心理」,並威脅了種族與宗教少數的權益;到了現在,我們又被告知:「種種疫情引發的危機,都是川普的『反科學』所致。」

正如近期的《紐約時報》報導,說他們「確認」了來自川普,和他極端保守宗教主義者盟友們的「科學否定主義」,是這波疫情在美國大流行的罪魁禍首。至於「證據」為何?在這種主觀性如此之強的「報導」中則根本不重要。

對許多「戮力反川」的所謂自由派媒體人士來說,如今重要的只有結論,例如:「橘男壞壞!川普永遠是錯的。」尤其當他們幻想著自己永遠優於其他人時,這些菁英記者們更認為自己有權將其信仰的價值觀,凌駕於新聞事件與事實本身之上。

當然,川普在疫情初期除了「中國旅遊禁令」之外,對國內感染缺乏預防性處置,確實有許多可批評之處。但在當時,他的政治對手和批評者們是否「拼命警告大眾重視武漢肺炎的傳染風險?」答案當然是沒有。

當時的他們,先是忙著為「川普彈劾案」奔走於參眾議院;而當「反川聖戰」失敗後,他們又擔憂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可能會贏得民主黨總統初選的提名「破壞團結」。

一直到拜登在今年 3 月初的超級星期二終止「桑德斯威脅」之後,隨著美國疫情加劇,武漢肺炎新聞這才開始大量成為美國親民黨(親民主黨)媒體們,用以打擊川普的新寵:

例如  3 月 6 日,MSNBC 由前白宮新聞聯絡室主任 Nicolle Wallace 主持的電視訪談節目,就儼然成為一場關於新冠病毒的「造勢大會」,節目來賓甚至面帶笑容、興奮地表示,希望這波疫情會成為「川普的卡崔納颶風」。

白宮記者們與川普的「大混戰」

而在定調了「將川普視為疫情戰犯」的報導角度後,這些媒體們紛紛開始定期回顧 1 到 2 月間,川普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但當各方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持率仍維持穩定時,不少電視台乾脆決定停止轉播白宮的每日疫情說明會,或直接稱之為「政治宣傳」,並與川普和白宮官員們彼此針鋒相對。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直接聯想到川普和 CBS 記者江維佳(Weijia Jiang)以下的「精彩對談」:

或是 PBS 白宮特派記者 Yamiche Alcindor 的提問,她甚至暗示川普政府的非裔醫務總監是種族歧視者。 

他們向行政部門提出的問題,通常集中在大流行的頭幾個月而非現況,並一再質問政府當時是否做出適當反應。這些問題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我們望向記者們提問時眼中經常閃爍的怒火,就彷彿是在審訊重刑犯一樣──而他們也「渴望」讓政府承認自己是謀殺美國人的罪犯。

我們可以在網上輕易找到更多這類戲碼,因為白宮例行疫情說明會,早已儼然成為最新最夯的真人實境秀。同時,這也讓我想起了《星際大戰》中尤達大師的名句:「恐懼是通往黑暗的道路。恐懼導致憤怒,憤怒導致仇恨,而仇恨導致痛苦。」

川普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或許看到這裡,你會認為這不過又是一篇「川粉狂語」,但我既不是「橘男壞壞」陣營的成員,更不是川普「4D 西洋棋大師班」的成員。

川普政府在防疫反應上確實緩慢,同時他在每日的記者簡報會上「做自己」,成日以極其空洞的語言和記者們脣槍舌戰,對他更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不論是在先前的「混戰」中,川普在推特上指出常用於瘧疾治療藥物的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可能有助於武漢肺炎的治療(伊隆.馬斯克也如是說),結果被媒體說他「謀殺」了一對因此喝下魚缸清潔劑的「川粉」老夫婦。(兩位都長期贊助民主黨

又如近日他在白宮疫情簡報上,使用「注入」(injection)這個字眼,指稱「將萊舒(Lysol)或其他清潔劑注入人體內,可能有助於殺死病毒。」──川普無疑是他自己最大的敵人

儘管總統站到台前想展現積極的領導是件好事,但絕不該以和顧問們「閒聊打屁」的形式呈現。這些對話只能關起門來進行──當任何領導者公開發言時,他都應該忠於自己所能掌握的事實。尤其當涉及科學與醫療相關的資訊時,川普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深度」。

但在同時間,不論媒體記者們是多麼地憎惡川普,不論他們內心如何堅信他是個危險人物、將帶領人民走向毀滅之路,他們也無權將自己內心的恐懼,直接套用到川普沒有做過的事情上──如果川普說了蠢話,他們應該報導「川普說了蠢話」就好,這些例子很多,它們就足以說明一切。

但當多年來這些媒體人不斷聲稱自己掌握了「重磅炸彈」、「關鍵證據」,將造成川普政權的「終結之始」或「四面楚歌」,早已一步步破壞了自己的信譽。

因此,當他們如今在接連報導總統的不當言論之餘,又自行加上註解,不負責任地指稱「這些言論正是導致美國面臨疫情災難的源頭」時。現在我已不確定,誰才是最無知的人。

當政治凌駕疫情

我並非在提倡「各打五十大板」的虛假對等,我們都知道 WTO 在前幾個月中公開聲明了些什麼。

但現在的狀況是,如果誠如批判川普凍結 WHO 預算的美國媒體菁英們所言,全球性機構的決策是各國政府遵循的首要準則;那麼同時間又指控川普削減國內公衛機構預算的他們,是否認為其實這些國內機構就足以充分應付緊急狀況?

此外,各國政府們決策時所仰賴的資訊,多半都來自預測模型和宏觀預期。但由於世界各地的醫療機構都沒有與 Covid-19 交手過的經驗,因此任何模型充其量不過是預期,或僅能作為參考而已。

例如,我們經常聽到股票分析師對上市公司進行「獲利預期」,但當他們的預測錯誤時,其措辭通常是獲利「超過 / 未達預期」,而不是簡單地指出自己「預測錯誤」。

我之所以提到「預期」,是因隨著如今全球經濟停滯不前,現在最重要的話題不該是以前的錯誤應歸咎於誰,而是政府應如何解決當下問題和挽救經濟。

因此,與其像湯馬斯.弗里曼那樣暗示川普正在拿人命玩「俄羅斯輪盤」,我們不如清楚認知到所謂「確鑿的證據」在如今不斷變化的時局中,隨時都可能出現高度的「不確定性」。而任何政府如今所能做的,就是繼續宣傳社交距離,同時極其審慎地逐步重啟經濟──在這段艱難的時期中,很多決定都是臨時做出的,只能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不斷調整。

在台灣,我們已經從 20 年前的 SARS 大流行中學到經驗;但美國自 20 世紀初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以來,幾乎未曾面臨任何重大的健康危機。這也造成直到 3 月疫情大爆發前的幾個月中,美國社會中仍充滿了「過度樂觀的偏見」。這種選擇性偏見不僅使他們難以感知威脅,更忽略了許多早已出現的警訊。換言之從某方面來說,它其實是一個政府與媒體、大眾的「共業」。

因此,對於各方來說──川普陣營也好、「倒川」陣營也罷,如今若還在試圖引導輿論,將責任歸咎於任何特定對象,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時候對身處美國的廣大民眾來說,如何解決眼前面對的危機、挽救經濟,並能更妥善地預防未來的潛在危機,才是真正具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備註:本文由《換日線》編輯部節譯、編輯自作者所撰《Orange Man Bad》一文後,由作者授權後刊出。英文完整原文請見此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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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08, 2020 at 09:19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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