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百年瘟疫，影響各行各業。疫情加劇使醫師的工作加重；病毒無孔不入，也使第一線的醫師精神壓力緊繃。在新冠疫情中，無論在看診方式、職務分擔的調整、乃至醫病關係、醫師角色的改變，引起醫學界多角度的檢討與反省。醫師的性別與新冠大流行的關係，也再次受到矚目。
女醫師都天生喜歡家庭生活？男醫師都適合工作？
琳達·布魯貝克（Linda Brubaker）博士，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拉荷亞的教授， 7月31日在JAMA發表的〈女醫師與新冠大流行〉 （Women Physician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指出，女醫師具有多種個人特徵。雖然有的是對女醫師的刻板印象。但普遍存在的假設是：「所有女醫師都天生喜歡家庭生活，而所有男醫師都適合工作」。這種觀念涵蓋在所有女醫師，甚至沒有孩子的女醫師。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使得女醫師在工作時間中常被不合理地調整，可能會導致女醫師失去獲得與新冠相關的研究機會。
琳達·布魯貝克研究指出，在新冠大流行的「放大鏡」使得醫界進一步檢討其職業的各方面架構是否合理。人們已經意識到過度勞累普遍影響到所有醫師，並且有些人期望女醫師會對其職業內容與時間進行調整，以適應個人角色，包括「非全日」制工作在內的這些職業調整。這些調整原本或許是基於體貼，為的可能是讓女醫師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兼顧家庭，但無疑地，如果它變成制度化，將進一步加劇了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醫師持續存在的薪酬差距。
新冠大流行凸顯了關於對女性醫師的「系統性假設」，這些假設可能會使制度荒腔走板。在醫學領域裡，女醫師通常會受到與男醫師不同標準的評價。其中一些是有意識的，而性別定型觀念和現有文化規範的影響可能更大。這些在醫學界傑出女性通常要謹慎行事，而且往往會付出更大的個人犧牲。他們謹慎地做所有必要的事情，以達到並普遍超過制度上的嚴格標準。
只為這個醫師是「女性」而訂下制度是荒謬的
這種對女醫師的刻板印象，甚至可以「剝奪」女醫師的工作權。據前（2018）年的統計，台灣醫學系畢業生女性比例均逾3成，2016學年度更達到36.6%；但對照國內實際在第一線執業的西醫師性別比例，女醫師人數雖呈逐年穩定成長，但比例僅佔19.4%，在先進國家中敬陪末座。2012-2016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女性比例分明已達31-36%。為何真正執業的女性西醫比例卻只剩17.7-19.4%；這些大量流失的國家女菁英、救世人才都去了哪兒，其轉業究竟是出於個人因素（比如結婚生子）呢？或台灣社會也仍存在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呢？
琳達·布魯貝克的研究說明，女醫師除了她們都是「女性」之外，她們之間存在很多差異：有些女醫師剛剛開始她們的職業生涯；有些年齡較大，即將退休；有些是醫院合夥人；有些是獨居；有的沒有孩子，有的女醫師是父母；有的要負家庭照顧責任，甚至照顧年邁的父母兩者兼而有之。女醫師的職務包括醫院經營者、衛生保健主管、學術醫師以及醫院和團體實踐的僱員。少數女醫師是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她的伴侶則承擔著家庭和家庭護理的主要職責。因此，如果醫院或機構因刻板印象而對女醫師有特定的結構性、制度性的規定，只為這個醫師是「女性」，那顯然是荒謬、不合理的。
醫師面臨失去職業素養和道德危機
以美國為例，儘管美國衛生保健系統本來就存在複雜性和挑戰，加上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需求和對臨床實踐的破壞。但做為一名醫師。該做的還是一樣都少不了，只會擔負更多責任。因為經常要求醫師做更多的事情，使他們無法擺脫病人的護理工作而無暇對同樣重要的另做深刻思考，包括反思醫學專業並解決根深柢固的功能失調的醫學工作。醫學界如果錯過了為醫師建立合理需求和期望的機會。這將導致越來越多的醫師失去職業素養和道德危機。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醫師的工作就本來受到系統性問題的影響，這些問題助長了不健康的工作環境，並在持續的生活工作失衡。儘管一些年輕的醫師正在刻意改變他們的個人和職業生活，比如在職場上「換跑道」，但基於助人救人的「起初之心」，很少有醫師優先考慮他們所重視的個人角色。每位醫師在從事醫學工作時所帶來的某些個人的好惡，以及其它人為因素都取決於他們的個人經歷。個人特質和專業技能的結合，才能使醫師保持健康和持續高品質的工作。
新冠期間醫師媽媽的家庭勞務確實令人望而生畏
當我們為某件事尋找解決方案，答案常因性別而異。大多數情況下，女醫師會被認為不願完全投入的風險（無論是個人還是專業）。過去，更多的女醫師選擇（或被鼓勵選擇）改變在醫業發展的方向或減少專業工作時間。現在，這種現象已在現代醫學中根深柢固。當面臨嚴重的勞累時，允許醫師減少工時或限制領導機會可能被視為有助於大眾的生命照顧。新冠大流行病使更多的醫師在日益增加的個人責任以及全力以赴照顧病人這兩件事如何平衡，費盡心力。
新冠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了解衛生系統的優缺點和醫師的角色的重要。應對新冠大流行的醫師影像提醒我們，敬業的醫師來自不同的性別、種族和民族。關於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好處已有很多論述，但女醫師通常處於不利地位。隨著新冠大流行帶來的其他挑戰，這些男女對話可能會變得更加普遍。
女醫師在家庭活動上花費的時間確實因新冠增加。新冠大流行破壞了常見活動，例如孩子們停課了，先生在家工作，醫師媽媽要為全家膳食做準備，其他家庭和社交活動、運動、購物和休閒。這些變化中有許多對婦女的影響超乎過去。她們必須努力尋找可以接受的新常態，尋找新的方式表達愛心並為年邁的家庭成員提供（遠距離）照料。對於身為父母醫師，如果他們發現孩子們網上教學不足，則可能需要在學校停課時，給子女在家教育。由於外出購物的安全問題，外賣食品供應的減少以及餐廳的關閉，在家提供飯菜更具挑戰性。即使對於烹飪有興趣的醫師來說，每天準備三頓飯也令人望而生畏。
洛娜·布雷恩的自殺提醒大家正視女醫師的困境
新冠大流行提高了個人犧牲品的水平，因為許多醫師的工作時間和強度都在增加。全國各地的內科醫師分享了他們關於工作時間（太多或太少）或工作類型（從通常的角色中撤離以協助急診部門或重症監護室）空前變化的故事。最近在紐約大流行期間，紐約長老會醫院急診室主任洛娜·布雷恩（Lorna Breen）因壓力太大自殺後，使每位醫師反思他們身處的醫學文化。毫無疑問，許多其他醫師也正在經歷這種可怕流行病的中執行他們的專業，新冠相關的創傷經歷將對許多醫師在個人和心理將產生持久不利影響。無論醫師的性別如何，被稱為「醫療保健英雄」都不足以彌補這種困擾。
現在，醫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於個人和專業工作，對於女醫師來說更是如此。教條主義的現狀依然存在：長時間的工作是必要的，醫師將需要做出個人犧牲和妥協才能滿足這些要求。新冠大流行使人們更容易看到這種具有缺陷的醫學生命工作取得平衡中，發生了很多新的故事。
醫學界可以為所有醫師（無論男女）提供支持，也應該創造出拒絕不健康的個人犧牲期望的工作環境。對於女醫師來說，要與男同事實現工作場所平等，現在是時候避免給女性蒙上污名或破壞其職業發展的刻板假設的時候了。為所有醫師爭取更適當的生活與工作平衡，將使其在個人角色上充分發揮更大的潛能，同時專業發展以照顧病人的工作上。男女醫師應能夠平等分享生活中的快樂和工作。新冠大流行可能只是實現該目標所需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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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05, 2020 at 01: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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